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基礎，是中國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的教育學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徑，是新時代中國教育科研的重大任務之一。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主要內涵與思路之一，就是要讓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結合當前國內國際形勢，站在統(tǒng)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作出的科學判斷，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理論性、指導性。它為加快構建中國的教育學指明了發(fā)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基礎，是中國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的教育學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徑，是新時代中國教育科研的重大任務之一。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主要內涵與思路之一，就是要讓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

    語言文字是知識自主的基礎

文字和語言歷來都是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的重要領域和先導，也是知識自主的基礎和前提。歐洲各國學者在文藝復興時期便紛紛以本國方言取代拉丁文，以振興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學術。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首先選擇的改革目標也是中文的文字系統(tǒng)，力求用日常用語來取代傳統(tǒng)的文言文。德國思想家、文學家歌德在《歌德全集》里面曾經說過，德國若要有科學，科學應當先說德國話。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經過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弘揚德國語言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德國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和認可。而且，這種語言的民族性甚至幫助德國在20世紀初執(zhí)掌了世界思想領域的權杖。

馮友蘭先生曾經在《清華周刊》上發(fā)表了題為《一件清華當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寫道：“在德國學術剛發(fā)達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要想叫德國學術發(fā)達，非叫學術說德國話不可。我們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fā)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

美國著名學者愛默生1837年在哈佛美國優(yōu)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所作的關于“美國學者”的著名演講，其目的就是要鼓勵和宣傳美國文學的獨立。他力勸同胞用自己的風格寫作，避開他們熟悉的歐洲那一套。

    語言文字是教育自信的標志

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就是在建設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時，始終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讓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就是在建設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時，必須充分反映中國教育改革發(fā)展的原創(chuàng)性，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教育改革發(fā)展的生動實踐相結合，由此充分反映中國的教育學的基本特點。這種教育學的“中國話”，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表達方式和交流工具，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教育的存在方式和實踐形態(tài)，是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它可以使人們感到自尊和驕傲，形成高度的歷史和民族自覺性。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們的說話方式，實際上就是它的認知方式和教育方式。因此，讓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就是在建設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時，堅持中華民族的教育自信，真正體現中國教育的獨特價值。中國近代教育學家余家菊就曾經認為，今后欲使本國的教育真正為民族性的教育，首先就當致力于自尊心之復活運動，使本國人最少也承認西方之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全善的。有一部分不好，有一部分不必學，同時也知道本國本民族與本國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惡的，有一部分還不錯，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必至此時，中國的教育才是“中國的教育”。

實際上，中國的教育學中的“中國話”，早已蘊含在中國教育的文化傳統(tǒng)中，并且成為中國教育的一種潛意識。殊不知，中國教育學理論體系中的“學生”概念正是一個有說服力的典型例子。作為與英語語系中教育學基本概念“student”和“pupil”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中國的“學生”概念恰恰反映了中國的教育學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中國臺灣儒家學者愛新覺羅·毓鋆認為，“中國之學尊生，易經談‘生生之道’，論語講人生哲學，學生學的是人生，學如何撫慰蒼生，造就蒼生，學為蒼生謀”。質言之，中國的教育學追求的是尊重人生和生命。它不僅是個體的人生，而且是共同的人生；不僅是享受人生，而且是造就人生。中國歷史上關于學生的各種稱謂，如太學生、監(jiān)生、貢生、廩生等，都包含一個“生”字，表達的就是這種內涵和意境。也正是由于中國的教育與“學”有這樣的境界和含義，《論語》開篇就是孔子的語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正是中國的教育學的內在特點，也是中國的教育學之所以如此重視人生觀和德育的內在基礎。我們甚至可以說，理解了“學生”這個概念的文化內涵，也就初步了解了中國的教育學的主要特點之一。

    文法是自主知識體系的邏輯

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就是要加強建設中國的教育學的話語體系，讓中國的教育學真正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表達自身的思想，引領和培養(yǎng)有責任感的中國人，有效地促進中國教育的高質量發(fā)展。這種“中國話”能夠充分體現和反映中華民族的文化風格和存在方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達中國教育的歷史傳統(tǒng)和風格，展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這是中國的教育學的表達方式，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在教育學中最具民族性的表現方式。這種中國話的表達方式大體上可以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語詞的特點。中國近代學者王國維在談到用西文翻譯中國古籍時，曾經以中國子思的“誠”和叔本華的“意志”為例說明它們的同異，并且明確表示，“夫古人之說，固未必悉有條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時而說天道，時而說人事；豈獨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復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語，意義甚為廣莫，無論說天說人時，皆可用此語，故不覺其不貫串耳。若譯之為他國語，則他國語之與此語相當者，其意義不必若是之廣；即令其意義等于此語，然其所得應用之處不必盡同。故不貫串不統(tǒng)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貫串統(tǒng)一，勢不能不用意義更廣之語。然語意愈廣者，其語愈虛，于是古人之說之特質，漸不可見，所存者其膚廓耳”。

其次是文法的差異。陳寅恪當年在清華大學國學院從教時，曾經接受劉文典的委托，代擬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題目。為此，他校閱了歷年來的試卷，非常有感觸地說，“據積年經驗所得，以為今后國文試題應與前此異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簡單而涵義豐富，又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之特性有密切關系者，以之測驗程度，始能于閱卷定分之時有所依據”。他認為，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對于不同語系的中國語文是不合適的。因為，“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屬于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創(chuàng)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tǒng)系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guī)律”。顯然，這種中國語言及其文法的建設，恰恰是中國的教育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重要任務。只有這種體現中國文法的話語體系，才能夠真正反映和表達中國的教育學的真正價值，促進教育學的現代化。

    語言文字是國際交流的途徑

中國的教育學所講的“中國話”，應該是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qū)人們聽得懂的語言，是能夠促進中國的教育學與世界其他國家和教育體系進行廣泛交流和合作的話語系統(tǒng)，是有助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公共產品。中國的教育學的“中國話”，當然要體現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同時，還應該以自身歷史和實踐經驗進一步豐富、闡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精神內涵。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教育學的“中國話”與世界其他國家教育學的話語是有差別的，包括對若干基本概念和語詞內涵的理解差異。同一個概念或語詞，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常常有各自的理解，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義。對待這些差別的態(tài)度和思路，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中國的教育學走向世界的趨向以及世界對中國的教育學的認識。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并不是要搞意識形態(tài)對抗，也絕不是刻意地強化教育的差異。中國的教育學并不是通過與其他文明的對立和沖突來認識自己，而是通過與其他文化體系中的教育學理論的交流來認識自己。所以，中國的教育學正是通過自身的話語特點，進一步展示世界文明和教育的多樣性，堅持教育的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教育的交流助力超越文明隔閡，以教育的互鑒助力超越文明沖突，以教育的包容助力超越文明優(yōu)越。

由此可見，中國的教育學所講的“中國話”不僅不會影響我們的國際交流合作，而且能夠更好地促進不同教育學理論文化的融合。為此，在國際教育的交流中，在介紹和展示中國教育的成就時，切不可妄自菲薄，以為只有用西方教育學的某些術語和概念去包裝自己，中國的教育學才能夠更好地走向世界。其實，這樣的做法只能是適得其反或南轅北轍。它不僅不能增進國際同行對中國的教育學的認同和信任，反而導致他人瞧不起中國的教育學，甚至是誤解中國的教育學。

實際上，話語的形式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關鍵是議題的同一性和結果的現實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指出：“只要我們在培養(yǎng)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上有作為、有成效，我們的大學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話語權。”中國的教育學講的“中國話”，是一種全球性的地方“語言”，它并沒有脫離全人類教育的共同議題，它要面對的是全人類發(fā)展的共同挑戰(zhàn)，它是對全人類教育規(guī)律的新闡釋。它能夠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豐富的教育實踐，進一步闡釋全人類共同價值，拓展全球教育思想的內涵，為世界教育的改革開放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為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教育發(fā)展提供邁向現代化的新選項。

讓中國的教育學講“中國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可以輕輕松松地實現的。正如陳寅恪在談到中國的文法建設時所說的那樣，“此事言之甚易，行之則難……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其實，中國教育學的“中國話”又豈止是一種單純的文法建設？它涉及對中國文化和教育傳統(tǒng)的認識，關系到中國教育工作者思想觀念的守正創(chuàng)新。因此，要讓中國的教育學講好“中國話”，不能不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的重大任務。它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的戰(zhàn)略取向和基本方法，也是中國的教育學研究質量水平的基本標志。（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教科院中國教育學建設項目咨詢專家）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0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