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問，為什么《教育社會學（第三版）》書名要從前兩版的《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改為《教育社會學》呢？其中有什么緣由嗎？我深深地以為，這樣的提問對閱讀與理解本書的定位與內容都是大有裨益的。誠然，這樣的更名是有“故事”的，它反映了我在修訂中的三個考慮和本書內容方面的某些新意。

首先是“正名”的考慮。作為一門學科，必須有系統(tǒng)性，理論與邏輯上自洽或自圓其說；它還必須體現(xiàn)作者在某個學科領域中，獨立與系統(tǒng)的專業(yè)性思考與學術觀點，反映了作者本身對自身研究的一種基本定位與評價。坦率地說，我是一個從哲學領域，特別是從德國哲學學科轉到教育社會學領域的學者，盡管兩者在許多方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包括在概念、理論與思想之間的淵源，甚至是共享了許多歷史上的思想家與豐富的文獻資源，但從專業(yè)的角度看，我非常需要在具體的教學與研究中完成一種學科間概念與范疇的轉換。這種轉換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時間，需要反復與不斷的調整，甚至是思想理論的“涅槃”。所以，在本書2000年第一版書名的斟酌中，我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地選用了一個略微慎重，并留有余地的名稱——《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一種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雖然中國臺灣以出版教育類圖書與教材為主業(yè)的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向教育科學出版社購買了本書第一版的版權，并且在2002年以大學教材《教育社會學》的名稱出版，但實事求是地說，第一版仍然就像是懵懵懂懂地咿呀學語的產物，還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與獨立的學理基礎。在敘述方式與話語體系方面，仍然有非常明顯的哲學味道與偏重于社會學的痕跡，以及思辨的色彩。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有點兒迫不及待地在2007年拋出了本書的第二版，也增加了不少的內容，希望能夠有所完善。盡管第二版內容已經有比較大的變化，也有一些進步，但我仍然沿用了《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的書名。

時至今日，在經過15年的更長時間和更加從容的積累以后，我選擇了《教育社會學》這個書名。雖然它仍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某些方面的論述與闡釋或許還可以進一步完善與充實，在若干領域中提出了某些可能會存在爭議的看法與觀點……但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說，這是我的《教育社會學》，是我自己對這個學科的比較系統(tǒng)的認識與看法，體現(xiàn)了哲學、社會學與教育學的有機結合，體現(xiàn)了與中國社會及教育改革發(fā)展的實際的結合。

其次，這樣的做法能夠比較符合學術研究，尤其是教材建設的“規(guī)矩”。一個作者編寫同一個領域的教材，切不可總是“喜新厭舊”，而必須“修舊如新”。在持續(xù)不斷的研究與思考的基礎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磨與修訂的確是學術界，尤其是教科書出版的一種不成文的“規(guī)矩”。它本身反映了一個不斷完善、持續(xù)積累、逐漸成熟的過程。所以，本書的名稱雖然發(fā)生了變化，但它仍然是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延續(xù)與發(fā)展。盡管全書的內容，包括章節(jié)的題目也發(fā)生了變化，但在學科思想上仍然是一脈相承的，我想這也是國際學術界的一種學術規(guī)范。當然，這種修訂并不是簡單的重印，或者是簡單的文字或敘述的變化，也不能是草草地增加或減少部分內容……它必須是在對教育社會學學科領域中的若干問題進行分別的、專門性的研究以后，對原有內容與觀點的補充和完善。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與第二版間隔的15年，也是我對本書各個章節(jié)與主題的具體內容進行深入研究與打磨的15年，特別是結合中國教育改革發(fā)展的實際與各種新的變化，對教育社會學的基本理論進行深入思考的15年。這15年里，我通過參與國家教育政策的研究、咨詢與制定的機會，結合自己教育管理的實際與從事各類項目研究的經驗，以及閱讀大量的教育理論書籍與文獻，包括重新閱讀孔子、老子、朱子，以及赫爾巴特、杜威等國內外著名學者的著述，發(fā)表了一些教育社會學領域的學術著作與學術論文，涉及這個學科領域中諸多基礎性與現(xiàn)實性的問題，包括立德樹人、教育公平、課程改革、教師隊伍、教育評價、一流大學建設、網絡社會中的教育變革等。同時，為了更加具體地分析與研究教育社會學理論對不同層次與類型教育的適宜性，我還對小學教育、高等教育與職業(yè)教育，甚至是學前教育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了比較專門性的探討。由此，使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教育社會學的價值與意義，以及對它應該是什么、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必須回答什么問題、如何去接受理論與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真正能夠成為教育工作者的理論工具、促進學科的發(fā)展等，有了更多的認識。當然，這也是我在第三版為本書“正名”的信心與底氣。

最后，本書的更名，也還懷揣了一種所謂的學術“野心”，或者說是“雄心”吧，即希望在第三版中對教育社會學的學科體系與理論做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創(chuàng)新。為此，我大膽地對傳統(tǒng)教育社會學的學科內涵，特別是已經是“老生常談”的教育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詮釋與拓展。即從教育適應社會發(fā)展與適應人的身心發(fā)展這兩條規(guī)律之間的關系，分析與闡釋教育活動與社會的關系；并且從小學、中學與大學三個階段分別探討它們的變化與特點，由此不僅深化了傳統(tǒng)教育社會學關于教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論，而且能夠更好地應用于實踐，對不同階段教育中的各種現(xiàn)象與問題，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全書14章都從不同的角度對教育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具體化表述，這種目錄的變化不僅要有體系的嚴謹性與格式的形式美，更主要的還是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一種閱讀的引導。更重要的是，這種創(chuàng)新的嘗試與努力，還表現(xiàn)在以某種新的框架與模式分析傳統(tǒng)的教育問題，如通過教育過程的社會樣式，分析與闡釋學校教育與社會化的問題，以及對教育領域中某些新問題的探討與研究，如關于教育政策的社會取向與教育評價的社會約束，以及教育風險的社會控制，等等。這種創(chuàng)新的嘗試與努力，并不是抽象的思辨與概念的推理，它來自中國教育改革發(fā)展的生動實踐，是一種包含具體與差異的普遍性，是一種與操作性相結合的理論。

本書第三版的修訂與創(chuàng)新是兩代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文雯博士作為清華大學的學士與碩士、牛津大學的博士、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的長聘副教授，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對當前國內外教育社會學的學術趨勢與發(fā)展都有著非常專業(yè)的了解。她的參與給本書帶來了許多新的氣息。我希望，她將來還會接著對本書進行進一步的修訂與完善，以至于第四版、第五版……

（作者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7月19日第7版